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办“共同构建人...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慢事业”，也是一场关于高山杜鹃保育的突围之战。

在中国西南部海拔约4000米的横断山脉深处，一片绵延百里的红色花海，如火焰般灼烧着高原的冷寂。

这里是高山杜鹃的隐秘王国，占全球野生杜鹃种类60%的杜鹃花在此生长，极寒与贫瘠挡不住它们的盛开，但很少人真正到访过这里。

当国际植物园竞相争夺“杜鹃花收藏世界第一”的称号时，中国华西亚高山植物园高山杜鹃的本土守护者们正以近乎执拗的耐心，在四川都江堰的深山里，用三十年时间建起一座亚洲最大的杜鹃花基因库。

把百年压缩成十年

中国是野生杜鹃花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现代杜鹃花最大的分布中心，集中分布的杜鹃花种类占世界总种数的60%以上。全球已知野生杜鹃花927种，中国独占602种，西南横断山区被称为“杜鹃花属的诺亚方舟”。

这份荣耀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644种中国杜鹃花中，123种濒临灭绝，150种连基础数据都无从查证。种种数据，凸显了杜鹃花的脆弱性，也揭示了杜鹃花保护的紧迫性。

“杜鹃花的脆弱性远超想象。”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副主任王飞说，“它们的种子比芝麻还小，一粒种子长成开花植株需要十几年，但一片泥石流，就能让整个种群消失。”

（图/视觉中国）

2025-08-04，辗转十几个小时火车和班车，刚毕业的王飞第一次来到都江堰。他还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夕阳照着群山环绕下的小城。都江堰给王飞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秀丽静谧的边陲小镇。

1988年，植物学家陈明洪在都江堰龙池海拔1800米的山坳里种下第一颗杜鹃种子。如今在华西亚高山植物园的中国杜鹃园里，已收集近430余种原生杜鹃，其种类与数量位居亚洲之首。

华西园分成两个园区，王飞报到后先去了办公园区，而龙池杜鹃园区距离市区大概30公里，海拔1800米，上山要经过很多盘山公路，开车得一个多小时。

王飞清晰记得，第一次去龙池基地时值深秋，山上云雾缭绕，异常湿冷，基地内种植着很多杜鹃花幼苗，“感觉就像住在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一般”。

在种满腺果杜鹃的园区，王飞见证了时间的魔法——2006年栽种时仅2米高的植株，如今已长成3米高的腺果杜鹃树林，这是华西园著名的腺果杜鹃大道：“过道从十几年前能开车通过，变成只能侧身走（的宽度）。”

（图/视觉中国）

王飞主要负责杜鹃花的播种育苗、幼苗管理、杂交育种、病虫害防治、野外资源考察、种源收集以及日常的科普教育等工作，内容不多，但非常烦琐。比如种子繁育，杜鹃花的种子非常细小，单粒种子一般长度就1毫米，播种只能在土壤表面，幼苗期需要用喷雾器进行保湿，而且杜鹃花幼苗生长非常缓慢。在长达半年的幼苗期内，要非常耐心地为它补水、除草、防病。

高山杜鹃的低海拔引种驯化，则是王飞等国内杜鹃花专家重要的突破目标：“一方面我们会通过高山杜鹃的杂交育种筛选适应低海拔的新品种；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引种驯化，从野生杜鹃花原种中筛选出耐热性、适应性比较强的树种，进行推广应用。目前低海拔引种驯化中面临的问题还非常多，其中育种周期长是制约引种驯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瓶颈。”

它们是创造生命奇迹的英雄，

却活得像隐士

高山杜鹃生长极为缓慢，许多品种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开花。

作为华西亚高山植物园第三代“园丁”，王飞不仅要在室内做研究，更要直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冒着生命危险采集、记录和保护这些濒危的珍稀植物。

王飞的日常工作，像一场紧凑而寂寞的“单人接力”：每年3月到7月，他深入川滇藏无人区追踪花期；9月到11月再次投身野外，收集数万粒“比睫毛还轻”的高山杜鹃种子。有些物种的种子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采集到，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一年。为了确保种子的质量，他们必须在种子成熟后的几天内完成采集，否则种子就会散落。

王飞在野外调查高山杜鹃生长情况。（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王飞看来，高山杜鹃的个性高冷、外表华丽，但不庸俗：“野外的高山杜鹃，每株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不同生境下，神态各异。在野生高山杜鹃的每个个体上都能找出它与众不同的美。”

高山杜鹃大多生长于高海拔无人区，这些地方往往没有道路，甚至没有手机信号。王飞和他的团队经常背着沉重的装备和生活物资，穿越陡峭的山脊和泥泞的河谷，徒步数天。他们的工具里包括采集标本的夹子和记录本，还有可以当帐篷使用的材料袋、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这些物资，全靠人力背运。

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旁的大树杜鹃 。（图/TT）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野外过夜。”王飞说起野外工作的艰辛，每一种都极其考验体能和意志，“我们考察的基本是无人区，山高路陡，尤其是西藏和云南的山区，天气变化无常，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王飞回忆，他们2010年去墨脱的一次考察，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行驶，平均时速只有5公里。因为这里山路陡峭、降雨量大，经常有车坠入山谷，司机和车辆瞬间被湍急的河水冲走，“连尸体都找不到”。

但越是在危险的无人之境，越可能看见绝美的杜鹃花。在西藏墨脱的多雄拉山，王飞曾目睹让他感到震撼的景象：“那是天然的杜鹃花园，但游客永远到不了那里，很少有人能够一睹高山杜鹃漫山遍野盛开的壮丽。”

这种相遇的欣喜，足以抵消常年奔波于无人区的疲累，以及从未消失的孤独和危险。

当公益遇上流量密码

高山杜鹃的珍贵与美丽，在流量时代显得过于苍白。它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量，远不如多肉、龟背竹等一众新老网红植物。

2021年，田英创立了一家奢侈品品牌咨询顾问公司。而当她第一次走进华西亚高山植物园龙池基地，第一次见到高山杜鹃盛开的场景时，被深深震撼：“作为都江堰人，我才知道家乡竟然藏着这么重要的高山杜鹃保育基地和全世界第二大高山杜鹃原生种基因库。”

如此珍贵美好的高山杜鹃和一直默默守护高山杜鹃的华西亚高山植物园，都鲜有人知。这让田英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去更好地保护这片盛景，并让其为更多人所知。

（图/视觉中国）

于是，田英在2021年成立了蜜植生境公益基金。蜜植生境公益基金项目的首个计划，便是从2023年到2032年共绵延十年的“华西园高山杜鹃保育计划”。通过公益倡导提高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推进高山杜鹃生态价值贡献的科普教育，同时提倡社会机构和商业品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帮助中国杜鹃园引种新的高山杜鹃原生种80种以上，达到总收藏种类500种以上，野外回归3—5种，培育和驯化新品种10个。

同时，田英运用媒体人的经验，试图解开高山杜鹃传播的难题：她计划邀请奢侈品品牌参与杜鹃花认养，将高山杜鹃的故事写成连载文章，带专业摄影师参与野外调查，围绕高山杜鹃进行艺术创作和文化传播。

田英的目标，是借助话题与流量，让更多人了解高山杜鹃，了解它们的景观与生态价值，从而让更多人参与和支持高山杜鹃的保育工作。

2024年，田英带团队拜访了苏格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与那里的植物专家们进行了交流。让她震惊的对比是，苏格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以819种杜鹃收藏闻名世界，而华西亚高山植物园作为许多杜鹃品种原产地的守护者，却因资金匮乏，连官网都没有。

20世纪，西方人将敦煌艺术品和植物物种带入西方，高山杜鹃的命运和敦煌艺术品便有了相似之处，但远不如敦煌有名。所以田英希望能为它做点什么，同时她表示，华西园里植物学家们做的工作太重要了，而他们所获得的资金支持却远远不够。

值得欣喜的是，改变正在发生。

田英关注着每一个传播数据：“去年有许多篇文章被上海植物园转发，还有两篇关于高山杜鹃的文章阅读量突破了1万次，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此外《人与自然》杂志在去年邀请我们供稿，做了一期杜鹃花的专刊。”

据田英介绍，近两年媒体对高山杜鹃的报道显著增加，社交媒体也开始出现“高山杜鹃打卡地”等话题。一些高山杜鹃自然栖息地成为热点旅游目的地，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其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对这种植物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图/视觉中国）

此外，随着高山杜鹃育种和苗圃公司数量增多，已经有企业主动联系蜜植生境，希望达成合作。

目前，高山杜鹃成了年宵花中极受欢迎的品类，被花卉行业视为花卉市场的价值洼地。近两年业内出现了许多高山杜鹃主题的年宵花直播，商机意味着生机。

在华西亚高山植物园里，茁壮成长的高山杜鹃提醒着所有人，保护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持续有效的行动。30公里外，都江堰的岷江水奔流了2000多年，而华西亚高山植物园的植物学家们仍在进行最古老的实验——把种子撒进土地，等待十几年后的花开。

这是植物教给人类的一个道理：或许当我们学会为一朵花付出时间，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重量。

编辑 詹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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